在先前的專欄中，我曾盤點過鍾馗多樣化的神話形象，也探討了渡鴉這種具有宗教色彩的生物為何會有矛盾且具體的文化特色。其中，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共同點：看似人們信仰神話，實際上卻是神話在服務於人的需求。

神話作為融合了一代甚至數代人思想的文化體系，並非只是單純的遠古故事。在神話創立之初，那是一個科學發展尚未興起和完善的時代，神話承擔著解釋世界、投射期望等重要功能。

根據瑞士分析心理學家卡爾·榮格的理論，神話中反覆出現的角色和模式(如英雄、智者、魔鬼、重生、洪水等)是人類心靈深處“集體無意識”的原型意象的投射。換句話說，人心靈的共性會在神話中體現。為了克服對疾病的恐懼，人們會塑造帶來瘧疾的惡鬼，也會塑造能夠驅逐瘧疾的英雄角色。這一點在東西方神話體系中高度一致，因此會出現例如中國的盤古開天闢地、北歐的尤彌爾巨人身體化為世界的這樣故事性高度一致的神話故事。

到了現代，我們會發現由大眾共同構建的、成體系的、富有信仰概念的傳統神話體系已經不復存在。這並不代表構建神話的部分底層邏輯不復存在。神話本質上是一種思想文化體系，是多元的、思辨交融而誕生的體系——畢竟文明之可貴，在於思想的可交互性。

作為一個對克蘇魯神話、SCP基金會以及UMA充滿興趣的人，我發現這些龐大的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類似神話的底層邏輯。它們都是將多元化的想像相結合、互相連結，從而誕生出富有象徵意義的幻想體系。

正如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提出的“祛魅”理論，現代社會中，原本如雷公電母或希臘神話中的四季變化是因珀耳塞福涅被冥王帶走的故事，都被自然科學解釋所取代。這些自然科學的解釋基於觀察、實驗和邏輯，使世界被“祛魅”。當世界失去了其在神話中所被賦予的神秘性和神性色彩時，人們自然不會再構建富有神意與禪意的信仰。

於是，以克蘇魯神話為例的、富有神話特色的幻想體系的作品取代了人們對傳統神話的構建。這些故事和形象的創立更注重於人的集體意識，不再是針對潛意識的幻想，而是具有目的性的、對於美好、邪惡、恐懼等情緒的針對性表達。

在這方面，有一個相當知名但容易被忽視的例子：托爾金的西方幻想體系。

雖然托爾金的作品與前面提到的傳統神話和現代幻想體系有一項最大的差異，那就是托爾金的作品是由個人創作而成的體系。傳統神話本質上是民族與時代的表達，而托爾金是有意識地進行神話構建與模仿。這樣的差異仍然讓他的作品被譽為“現代神話的創造”，是因為他的作品吸納了許多時代的聲音與習慣。

托爾金作為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精靈寶鑽》開篇的“愛努的大樂章”就有着《聖經·創世紀》的影子，但用音樂這一獨特隱喻進行了重塑。除了天主教徒的身份，作為一位頂尖的語言學家和古代文獻學家，他的學術生涯幾乎全部沉浸在對歐洲古代神話、語言和傳說的研究中。因此，托爾金對於神話的底層邏輯與構成特性相當了解。

在他的作品中，他創造了獨立的語言，並為以精靈為例的種族編撰了豐富完整的历史。作品中的這些語言與歷史，大量以詩歌、箴言或歌謠等形式體現，這與古代神話常被吟遊詩人傳頌以達到流傳的過程高度重合。

托爾金作品與傳統神話之間體系的相似，並不是我心目中他在現代神話中份量的來源。現代神話與傳統神話最大的差別在於，人們尋求的不再僅僅是神話中的個體將拯救蒼生於危難之中。

儘管如此，它仍然是神話，是脫離人類社會現實的精神寄託。而在傳統神話中，多是充滿神力或神性的角色不同，無論是在《哈比人》還是《魔戒》中，主角都是看似最平凡的種族——哈比人。

人們在托爾金的作品中所尋求到的，事實上是一種個人價值。從哈比人抵抗權力的誘惑、堅守友情、承擔責任和保持憐憫之心，我們看到的是平凡個體的無限可能。從尋求救贖到自救的過程，這也是傳統神話與現代神話的核心區別。

大多數幻想體系都有與傳統神話的共同點，或者也有著對於傳統神話的模仿，其中只有極少數能被稱為現代神話的原因就在於此。

真正的神話，是精神價值的傳遞。

現代幻想體系就聊到這裡，下一期將和大家聊聊賽博邪典的故事。